“八佾”的“佾”字并非是“行”或者“列”的意思。“䏌”字，《说文解字》解释为振肸，那么佾字用于舞蹈，便是中心波源的舞步向四周扩散之意。因此舞者组成的队列不仅需要轴对称，且要中心对称和旋转对称，才能满足上述词义。所以“佾”所指并非是行或者列，而是中心对称且旋转对称的正方形阵列。八佾为六十四（八乘以八）人，那么六佾应为三十六（六乘以六）人，而非四十八（六乘以八）人。服虔注有误。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出版这行当的。即如我手头的这本《那个春天》，名字都换了好几个。那个，是哪个？知者自知，不知者，也就由他去了。“那个”指代得巧妙，疏离得恰好。它不再诉说，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可供所有人投射自己想象的代词。于是，危险的被藏匿了，尖锐的被磨圆了，拆掉舟楫，卸了风帆，索性化作一块随波的浮木，形状既不可名状，便也无从撞击什么。这诗集的来历，还是在2020年，眼见着街巷空了，人脸蒙了口罩，周围一片肃杀的空气。恐惧是有的，像冬夜独行，总觉得身后踏着谁的脚步声，却不肯回头，只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一缩，加紧往前走；赞美是有的，给那些逆着人流而去的人：白衣的，蓝衣的，推着担架车在长廊里奔跑的；信心也是有的，小径红稀，芳郊绿遍，知道春天终究会到来。
作者便在这样的时候，提起笔来。墨迹晕在纸上，像夜雾漫过荒原，字句便从雾里挣出来，一个叠一个，竟也成了这些篇章。然后，可以想见的是，好几家出版社均以“市道艰难”婉言推拒。写出长诗《失乐园》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先生，于1644年向英国国会作过一篇激昂的演说。他说，书籍并非死物，乃是蕴着“最纯洁的动力和精华”的生命。杀死一个人，不过杀死一个“有理性的动物”；而毁掉一本好书，则是“杀死了理性本身”。他的话放在今天，不免显得过于极端了。对我而言，是尽量不让一本好书在我手上毁掉。但我十分清楚出版社的考量，倘若荆棘与蔷薇纠缠共生，那可以拔除荆棘而将整片土地用水泥封死，那底下蔷薇的根的生死，是不重要的。从此只许一种声调高唱入云，半点叹息与战栗的低吟，皆须寂灭于未出声之前。
这当中的实情，我是断不能同作者言道的。倒是另一桩事，还揳在记忆里。有一回校稿的间隙，作者忽然从字句间抬起头，极认真地问我的属相，说要算算是否匹配。我一时竟语塞。经手过许多书稿，见过谈版税锱铢必较的，争署名寸步不让的，乃至为个标点红了脸的，却独独未曾遇着一件笔墨因缘托付给生肖命格的。我笑道，我们得推敲字句，不是推敲子丑寅卯。她说：你不懂。后来，深宵读书，青灯照见手影在纸页间游移，在这个时刻忽然有几分明白。她到底把这叠诗稿看得比性命还紧要，世上的事，有时明面的道理敌不过暗处的谶纬。
《那个春天》一书，于2026年元旦问世。回溯其源，乃自庚子年着手编校，沉潜五度春秋，其间世事变幻，颇多辗转。尤有一段时日，我的话越发地少了，几近缄默。声音是渐渐锈住了的。这锈并非铜绿那种时间的青黛，倒像梅雨季过后锁芯里凝的潮，涩涩地转不动。整个人像一把被抽了骨的油纸伞，徒剩一张湿淋淋的皮囊，收不拢，也撑不起，只合被弃于旧日屋檐之下。
事情的缘由，现在想来似乎也没有值得可说之处。这倒让我想起古时候的士人来。他们分别时，是要折柳，要作诗，要十里长亭一杯酒的，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印证那情谊的金贵。到了现今，这仪式是简略了，心思却仿佛更曲折了些。一声不响地走，便是大逆不道，便是将友情的账簿私自涂改了。他们执着于那一声“告别”的形迹，至于告别者喉间那块哽着的石砾，那是无人要细察，也无人觉得有细察之必要的。于是，那沉默大约只是一桩失礼的社交事故。或许，君子之交，本当容许对方是一口枯井，一段废墟，在某个时刻，保有彻底静默与独自溃败的权利。
静默并非选择的姿态，而是浩劫过后，唯一真实的遗存。是的，遗存。譬如这案头的报纸，也是这信息时代的一份“遗存”。
除了做书，近几年我在编一份教学报，每期清样付印前，例行摊开纸页通览一遍，竟不曾从头至尾，真真切切地读过一回。坊间议论纸媒的黄昏到了，便如西下的日头，任谁也挽不回。起初我是不服气的，总要争辩几句。可如今，这点争辩的气力也淡了。因为我忽然觉出，那真正的沉沦，或许并非在无人读报，而在编报的人，自己也早已失了那份“读”的虔敬。我这般机械地翻动，与庙祝在香火将熄时，例行公事地拨一拨灯芯，有什么两样呢？灯火自是勉强亮着，可那暖意，那照亮人心的光，早不知散到何处去了。这样看来，我不正是那亲手为它添着最后几根灯草的人么？论起式微的责任，我哪里逃得掉。我有时疑心，我们究竟在制造什么？是知识的载体，还是体制的装饰？当阅读不再是为了对话，编纂不再是为了传达，文字便沦为仪仗队——盔甲鲜明，步伐整齐，只是从不真正走向战场。
古之“出版”，是神圣的差事。刀刻竹简，手抄缣帛，乃至后来的雕版刷印，无一不是将精神与思想，倾注于有形的物质，盼其能抵御时间的蠹虫，传之久远。那是一种郑重的托付。而中国的纸，自然责无旁贷承载着这样一种托付。自晋代以降，它便与书画同寿，与诗文共命。手抄的佛经道藏，借了它的身躯，渡过了无数精神的劫波。它甚至暗暗扳动了社会的门闩——隋唐的科举，若无廉价的纸张书籍流布，寒门士子的路，怕要漆黑许多。然而纸的命途，终究是自上而下的垂怜多些。直到海上吹来腥风，西洋的炮舰与铅字一同撞开了口岸，那第一声叫卖的《申报》，才让这沉默的载体，第一次学会了自下而上地呐喊，试图去动摇旧的秩序，呼唤新的生活。这转变，是带了血与火的屈辱的。从此，报纸便成了战场。论战的硝烟，启蒙的火种，救亡的呼号，皆在此间燃烧。
而我手上的这份专业报纸，多半成了一种精准的应答——应答制度的规训，应答评定的需求。自然，那油墨的香气尚在，但也仅此而已。
我记起了我的书房中收藏着深圳报业集团的胡洪侠老师惠寄的几期《晶报》。因同为报人，此前我邀胡老师赴广州品茗叙话，惜因琐务未克成行。胡老师遂寄来报纸数份，附言道“共学共勉”。刚收到报纸时，那纸页还相当簇新，而“深港书评”一栏，确乎是好看的。篇目排得齐整，守着几分老派的脾气：总要读了书，才下笔；总要有脉络，才议论；总要借着别人的文字，说几句自己的真心话。这便像在锣鼓喧天的市集边上，偏有人还肯守着一个冷摊子，慢条斯理地摆弄几件未必时兴的玩意儿，讲一讲上面的纹路与来历。然而，看客终究是稀少了。
许多人说现在纸媒的困境，是败给了迅捷，败给了便利，败给了那无须银钱便可恣意浏览的海量。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我又疑心，那更深处的溃败，许是在别处。报纸本是一个公共的“议事厅”。如今这厅堂，地基已被抽换了。人们不再需要（或自以为不再需要）一个由他人筛选、编辑、郑重排印出来的认知版图。那曾需要仰赖记者去跋涉、编辑去斟酌、主笔去权衡的实相与洞见，如今在指尖轻划间，恍若浮光，终归杳然。信息的丰盈，竟造就了思想的贫瘠；表达的平等，反促成了判断的消弭。在如今人人随意发声、各自坚持己见的网络环境中，社会整体冷静思考、理性对话的能力正在消失。
然而，那在纸媒鼎盛时代所养成的一种庄重——对白纸黑字的敬畏，对事实反复校勘的耐性，对逻辑层层推演的执着，对公共讨论之尺度的共同持守——这种种“精神上的礼仪”，终究是要我们去捍卫的。
洪侠老师赠我的这几份报，证明曾有一种传播的方式，是缓慢的、有重量的、需要人与纸张面对面摩挲的。在那样的阅读里，目光是有温度的，思想也容易沉淀下来。它提醒狂奔的时代，有些价值的确认，需要一点严肃的停顿，与冰冷的屏幕所不能提供的、那一点点纸的温存。
前些日子，安徽芜湖的蔡兄曾嘱我寄赠几册由我编纂的书籍，供其念高一的女儿阅读。我初闻此请，颇觉意外——蔡兄家中坐拥典籍数万，无论珍本之质还是卷帙之量，皆远非我所能及。然蔡兄解释道，我所编的书中，或有部分内容与其女儿当下所学更为贴近。于是，《那个春天》便成为我所寄赠的书籍之一。当时我还附了一封信给他的女儿，其中有一句：“回望这五载光阴，忽然而已。一本书的命途，亦如人生一段蜿蜒的注脚，所幸它终于走向你，也终于走过了它自己。”或许她尚年少，未必读得懂。但这已不重要。所谓“懂得”，本就不是复刻同一片风景。待到时过境迁，待到大人们都懒得再遮掩什么，待到孩子们好奇地问：“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时，《那个春天》会开口说话——
用纸的声音，墨的声音，春天的声音。
杜佑在《通典》中评价安禄山，“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安禄山发动叛乱，与其个人意志是否希望叛乱基本无关。当三镇之地的离心力越来越大时，安禄山或是顺势主导叛乱，或是被三镇将士推翻并寻找新的代理人，安史之乱本身则是一定要发生的。正如尔朱荣带领六镇士兵杀入洛阳时，尔朱荣个人与洛阳士族官绅并无大怨，然而长期被排挤边缘化的六镇将士对洛阳官僚系统的清洗已然无法阻挡，河阴之变必然发生。尔朱荣或是顺势而为将胡太后扔进黄河，或是被六镇将士的怒火反噬，别无他选。因此对于唐朝政府而言，不必去思考安禄山是否想反，只需要判断其势力是否能反。而安禄山是否能反，则取决于中央集权的衰落程度，这既与安禄山的个人意志无关，也与李隆基的个人意志无关。《周易》云，丰者，受之以旅。盛极而衰的抛物线乃是物理规律，岂是人事可以掌控的。那么同理，哥舒翰在潼关抵挡安禄山叛军时，惊弓之下的李隆基，自然也会思考，唐朝最后的家当便是潼关守军，哥舒翰按兵不动，且有造反的能力，因此大概率会反，这是安禄山已然证明了的。于是玄宗催促哥舒翰出战，并非是对潼关守军战胜叛军有十足信心，而是避免哥舒翰与安禄山形成合力，那样的话玄宗便可以和和安禄山的干妈杨玉环一起葬在马嵬了，此时消耗自身的力量反而使自己更为安全。长平之战中的廉颇也是如此。沙丘事变后，赵王的主要任务便是打压连同廉颇在内的一众武将，其结果不仅是武将凋零，而且使得赵军下层将士均缺乏向心力与归属感，不知朝廷的战事与自己何干。因此当廉颇带领赵国仅剩的精锐在长平按兵不动时，赵王的不安全感，便如同催促哥舒翰出战的李隆基一样，所恐惧的不仅仅是秦国军队，更是赵军将士的临阵反戈。因此用赵括取代廉颇，一是赵括已向赵王作出了尽快与秦军决战的承诺，二是防止廉颇以赵国仅存的精锐为资本杀回邯郸取而代之。从之后廉颇在被夺兵权后领兵攻打同为赵将的乐乘来看，赵王的怀疑并非没有根据。赵括作为国姓将领、赵奢之子，在军心颓散、廉颇为帅时重要将领已经基本折损的情况下，仍然做到了使秦国军队“死者过半”，且在长平战后无力攻打邯郸，这便是赵括的功绩。只是经此一役，赵国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此后的战役基本都发生在邯郸城下。另据《王氏春秋》记载，赵括并没有死于乱军之中，而是趁乱逃回赵国。因为赵括是赵国人，所以赵国同胞们本是打算将赵括绑起来计划生育斩草除根赶尽杀绝。但是恰好赵括被白起追赶得心力交瘁、眼眶深陷，一副胡人面相。赵括便顺势谎称自己发生了基因突变并加入了乌干达国籍，已然是一位洋大人了。爱国群众们闻听此言，便即刻为赵括松绑，并纷纷跪下来膝行哭求赵括收下全额奖学金。赵奢的血脉由此得以保全。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时令大雪，岭南暖阳如春，我们去踏访梅关古道。
中国人崇尚梅的风骨，九州大地上叫梅岭、梅园的地方还真不少，但此梅关古道的战略地位和文化印记确当拔得头筹。它就是位于广东南雄与江西大余交界处的梅岭，又称大庾岭，这条长约四十公里的古道曾是粤赣通行的必经之路。
这条路，我向往了很久，它不仅是一条路，也是一部立体的史书。它是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内陆的陆路干线，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通道，是广府民系乃至众多海外华侨的迁徙之路，而在文学意义上，它则是一座开放的诗词长廊。
秦汉时期，这里已有小径，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唐开元四年，这条路迎来了它最重要的开拓者。公元716年，时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因与权相姚崇政见不合，谦谦君子不甘在朝堂之上虚与委蛇，遂向玄宗请辞归隐。回到家乡韶关后，他四处访查民情，那时的梅关古道仅为山间自然形成的狭小径道，岭上多瘴疠之气，加之道路曲折，通行极其艰险。张九龄遂郑重上书，请求扩建重修此路。玄宗御笔一挥，九龄奉诏开凿。
那个写下“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写下“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的文坛领袖、治国能臣，将自己忠君爱民的拳拳之情投注进这条关塞要道的拓展上，“一流时代的一流人物”终将与这条古道一同名垂青史。这是将爱民情怀书写在山川大地上的又一典范，与西湖旁的苏堤白堤、灌溉成都平原的都江偃、伫立了千年的赵州桥一样，成为实干家们的具象坐标。
此后，梅关古道“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唐宋至明清达到极盛，北上的岭南物产如香料、海盐、水果和南下的中原货物如丝绸、瓷器、茶叶等，在此川流不息。
这是一条军事要塞、经济动脉，也是古时移民南渡的必经之路。“梅岭”名号的由来，据说就是由南迁越人首领梅绢的姓氏命名的。相传，秦末农民起义时，梅绢作为越人首领，趁中原动荡之机，聚集部众在岭南一带建立势力范围，控制今广东北部至湖南南部地区。
这条路也承载着贬官南迁、文人南游的血泪和缠绵。苏轼一生中至少四次经过梅关古道，《赠岭上梅》“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就作于遇赦北归途中。时年六十五岁的他，生命的终点正悄然逼近。历经四次贬谪，他把苦难淬炼成豁达超然的智慧，“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自嘲，也是放下的偈语。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因上疏抨击朝政，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他从家乡江西临川出发，南下途经梅关古道。在往返古道期间，汤显祖沿途采风，了解当地民间传说、世俗风情，学界普遍认为，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创作《牡丹亭》积累了丰富素材。剧中南安的梅花观、后花园等场景，可能取材于大余的雅致园林与古迹。杜丽娘的魂魄，以及后来寻找爱情的男主角柳梦梅，正是通过这条古道南下北上，推动剧情发展。
贬谪的血泪之路，竟是诗文戏剧的凝结之所，这是对梅岭和梅花精神的生动注解——承受住了雪欺霜打后的花朵更沁脾更绚烂。
这条古道，亦印刻着悲壮与豪迈。1279年，南宋在崖山之战后灭亡。孤臣文天祥被元军从广州押解至元大都北京，途经梅关古道，面对山河破碎、身陷敌手的惨痛现实，他写下《南安军》一诗：
“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
出岭同谁出？归乡如不归！
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
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文天祥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典故明志，宣告宁饿死也不向元朝屈服。全诗从悲凉景象切入，从苍茫的山水之痛转向铮铮人格宣言。
1935年，陈毅在梅岭山区领导红军游击队与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周旋，次年冬，国民党军队对梅山发动大规模清剿，陈毅被围困于密林中二十余日。敌人放火烧山、搜剿，陈毅伤病交加，一度与战友藏身岩洞，自忖难以脱险。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藏于衣内，作为绝笔以明心志。
皆是载入史册的关键节点，俱是一等一的风流人物，行走在古道上的每一步，都可能与这一众高山巨擘曾经的足迹相吻合；如果时光折叠，我们又将在这条古道上，与史书中永垂不朽的人物撞个满怀，我不禁生出今夕何夕的惚恍之感。
古道由光滑的鹅卵石和青石板铺就，路旁是尚在蓄势的梅树，偶尔有几株冒出星星点点的白梅花，如孩子迷朦的睡眼。岭上的梅树在等待，等待一场霜雪的降临，向人间展示“玉骨冰霜淬，丹心天地裁”的风骨。
登上梅岭，砖石垒就的“南粤雄关”巍峨屹立，另一面上书“岭南第一关”，并附联“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岭上有片开阔地带，曾经的关隘要津，被布置成供游人休憩的观景平台。几张石桌石凳，人们三五围坐，喝茶、聊天，蜷缩的梦想在阳光下悄悄舒展。一个父亲指着远方，向孩子讲述这片土地上曾经的风云激荡，他们在缅怀也在畅想。远处如油彩般层峦叠嶂，天高地阔，熏风轻拂，恰似这岁月静好，换了人间。
站在岭上，一脚踏两界。一种奇妙的感觉浮上心头，地界终究是一面镜子，照见人类对归属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分割与秩序，流动与消解，它在限制的同时，也激起无尽的想象。
爱默生说，所有的墙都是门。我在梅岭，看见了这堵墙，更看见了接续敲开的门，和那绵绵不绝投射进门里的光影。
沙丘之变后，赵何处死赵章，并将自己的父亲赵武灵王活活饿死。如果赵和能像李亨一样将李隆基接回长安供养起来，并隔绝与外界的联系，或许还有回旋余地。然而赵武灵王一死，赵何作为安庆绪一类的弑父之君，便将赵国国运连同赵武灵王的生命一同葬送。之后赵何所做的一切，便是要让亡国之祸噬及子孙，不可以让自己有生之年赶上。由于得位不正，因此赵何为保持权位稳固，便极力打压武将集团，并提拔蔺相如等人对廉颇等一众武将进行压制。廉颇对此自然非常不满。在廉颇看来，如果蔺相如能像曹沫一样，国士之怒，“血溅五步，天下缟素”，那么廉颇自会敬之畏之。然而若说蔺相如有何功绩，不过是赵王秦王相会时蔺相如吵了一架过了嘴瘾，与曹沫国士之怒返三城之功相去万里。至于说秦王以国家十五城换和氏璧却被蔺相如完璧归赵，若不是秦王疯了，便是瞎编这段“历史”的人疯了。所以说廉颇并非是反对蔺相如本人，而是反对赵王太阿倒持逆向淘汰的用人方式。赵何正是故意用蔺相如这种没有显著功绩的人来压制廉颇等一众武将，只是赵国后期战事频仍，赵王无法做到将武将集团一网打尽。据《王氏春秋》记载，廉颇曾求教于赵国另一名将赵奢：“你是国姓贵族，因此即便清洗武将，你也相对安全。但是像我这种位高权重的异姓将领，可如何才能保全？赵奢回复道：“国运如此，避无可避。自大学扩招开始的那一天，一切便已注定，绝无翻转可能。吾为君计，你应当赶快拜琅琊王氏出身的王老师为师学习极限负重游泳，将来你被新一代革命小将追杀时才能够有命游过图们江投奔金将军。”这句话触怒了廉颇，便反驳到：“我凭什么拜后生仔为师？况且你还真别拿文革革命小将来吓我。当今的计划生育一代，比当年的文革一代要凶残至少五百万倍。如果将来真的能用文革的形式结束计划生育，那简直是人类文明史乃至物种进化史上的奇迹，达尔文的学说将被彻底改写！”二人不欢而散后，赵国之国运并未改变。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本便是人以及对人的筛选。在连年征战的战国时期，便是对战士战将的筛选及奖惩反馈。赵何成功地将秦赵之间的决战拖到了自己死后，将祸患留给子孙，然而此时的赵国将士如同八王之乱后同司马越一起征讨石勒的晋国士兵一样，积怨之下已然不知战争对自己的意义。而赵王唯一能做的，便是将长平战败的一切责任归于赵括。廉颇在长平决战之前被撤换，反而因此躲过一劫，暂时不需要游泳投奔金将军。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内容导读：这几天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爆火全网，让我想起多年前读的一篇小说《镜子》。昨夜翻出重读，虚构的文字与现实的迷雾两相对照，镜中窥人，窥见人性的渊深，窥见珍宝的流转和历史的兴衰。
《镜子》是作家林那北的一则中篇小说，多年前读过一遍，即觉余味悠长。这几天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爆火全网，我又想起了那篇小说，昨夜翻出重读，虚构的文字与现实的迷雾两相对照，镜中窥人，窥见人性的渊深，窥见珍宝的流转和历史的兴衰。
余家大厝是一座有着近二百年历史的老宅子，第一代主人是清代进士，官至正三品，这家曾出过六位进士，皇帝御赐牌匾“六子科甲”。余家曾有过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富贵显赫，世代累积的古玩珍宝不计其数。
时光走到了新中国的崭新纪元，土改运动蓄势待发，余家在余多顺父亲手中已衰败贻尽，豪赌和抽大烟把这个百年旺族折腾得奄奄一息，人丁凋蔽，偌大的余家大厝只留下余多顺这个刚满十八岁的毛孩子。家道中落，余多顺早已不是被精心栽培、养尊处优的余家少爷，他只是地主家的一个狗崽子。受限于浅陋的识见，余多顺并不知道家中那些灰头土脸的瓶盆牌匾，以及那块曾映照过父亲鬼魅般面影、底座隐约散发出远年沉香的镜子到底价值几何，他只感到孤独无助，他想尽快逃离这所像古墓般了无生气的老宅。
村子里有个名叫邓宏三的小混混，因打架出逃多年，再次回村竟摇身一变，穿着四个口袋的所谓军服，俨然像个人物了。回村后的邓宏三瞄上了余家大厝，三天两头溜达到余家老宅，面对那些花瓶、挂屏、壶盏、牌匾，常莫名其妙地摇头叹气。某天，他颇为关怀地问余多顺，这么大的房子，你一个人住，不怕吗？眼珠子却盯着那些瓶盆牌匾滴溜溜乱转。
余家是本村的百年旺族，村小学是余家花钱建的，灾年歉收，余家会开仓济民，村里起瘟疫，余家掌门会去城里请医生买药，都是性命攸关的恩德。搁以前，邓宏三这样的小混混是根本入不了余多顺眼的，但世事变了，余家一败再败，连邓宏三这样的小混混也需要他来仰视了。
邓宏三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余家大厝转悠，眉头紧锁唉声叹气，让余多顺感到不解。转悠之后叹息之余，邓宏三道出了自己的一点想法，他满脸和善地对余多顺说，反正你这房子早晚都要充公，守着这些瓶瓶罐罐的破烂儿又不能当饭吃，干脆一百块卖给我，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何？接着，他拿出《土地改革法》的小本本在余多顺眼前晃荡，仿佛指了一条天高地阔的路。
只想逃离的余多顺，没有多想竟点头同意了。此时的余多顺不知道这个决定将对他的家族、他的人生产生何等狂涛巨浪般的影响，而当他明白时，早已物是人非。
第二天，邓宏三带着一对父子车夫，提着数个大布袋，赶着几辆马车，来到了余家，他们很急又很缓慢地把余家的那些瓶盆牌匾，包括那个“六子科甲”的牌匾、那个底座散发出沉香的镜子统统打包拉走了。其间，余多顺也觉得不是滋味，自家的东西被别人当着他的面拉走，一度他准备阻止，被邓宏三抬脚一绊，单薄的他一个趔趄摔倒，差点摔碎了那面镜子。
揣着一百元的余多顺，从此更名为余剩，开始了他平凡卑微的人生，他不再是余家大厝的小少爷，而成了个街角杂货铺里手艺不错的修锁匠。如果不是外甥马宗圣的从天而降，余剩的日子或许就这么平淡平静地过下来了，夹缠着琐碎的无奈和寂寞的悲喜。
然而，操着台湾口音的马宗圣竟举着两张照片从天而降，照片是他母亲和姨妈少女时在余家大厝的合影。他指着照片背景中的那些瓶盆牌匾对余剩说，舅啊，这么多珍宝你不能一人独吞吧，我也有份啊。什么珍宝？余剩一脸懵逼，入坠云雾。
惊天的秘密就这样被轰然撞开，余剩终于明白自己的人生曾犯下怎样愚蠢的大错，那些古玩中的任何一件如今摆在拍卖会上，可能都价值千万。那面镜子是光绪年间宫中的东西，沉香木底座，以克计价，每克市价近两千元！呜呼哀哉，余剩心痛得想狠抽自己的嘴巴，因为自己的愚昩无知，因为邓宏三的阴险狡诈，他竟将祖上世代累积的珍宝以百元之微打包贱卖！天打五雷轰的不肖子孙啊。
从此，余剩开启了他的别样人生，从此，他活在无限的悔恨和自责中，活在妻儿外甥软硬兼施的苦苦威逼中。他走投无路无计可施，只能再次回到村子去找他的余家大厝，去找当年把他当傻子一样哄骗的邓宏三。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一切都物是人非，余家大厝成了村里的仓库，破败肮脏，村里的老人多已去世，没几个人记得邓宏三，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余剩不敢向家人坦白他曾以一百块出卖了余家所有珍宝的可耻经历。家人只在猜测，余剩到底把宝贝藏在哪里了？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妻儿反目，卑微却平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盛怒之下，儿子拿起一只酸菜坛狠狠砸向余剩：你个老不死的，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你到是说啊。
余剩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坛子落在地上碎得稀烂。事后，余剩常常后悔，为什么要躲呢？被砸死也许就一了百了。
余剩一直在默默寻找邓宏三，忽忽二三十年过去了，依旧毫无线索。天可怜见，终于有了一缕音讯，来自一个叫陈菊花的女人。她是邓宏三始乱终弃的女人，还给他生过一个女儿叫邓芳。她也在找他。他曾给过她一个物件，就是当年从余家拿走的那面镜子！但后来陈菊花因生病急需用钱，以三千元的价格卖掉了。
卖了？卖给谁了？好容易得来的一丝线索又断了。命悬一线，气若游丝，余剩愁肠百结。终于，在大家齐心协力的追索下，那个买家现身了，余剩一下子就认出他竟然就是当年帮邓宏三拉走余家大厝珍宝的车夫儿子，他的暴牙和嘴角的黑痣暴露了他。当年的小瘪三摇身一变成了知名的鉴宝专家，住在花园别墅里，享受着风清日朗的闲雅生活。而余剩却几十年挤在逼仄的杂货铺里，靠帮人一把一把地修锁养家糊口，还是倒插门，妻丑子暴，不得安宁。
余剩生平第一次鼓起勇气，他要索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他带上所有的开锁重器，乘坐当天的首趟动车直奔那个曾经的车夫的家。来到门口，他举起重锤砰的一声，砸了下去……“一下，再一下，这时候他看上去欢乐得像个擂鼓的秧歌队员。”作家这样结束了小说的叙述。
小说充满着人生无常的纵深感，在紧要关头，稍一闪失就酿成抱恨终身的大错。这种闪失既因家族的凋蔽衰败，也因自身的浅陋无知，更因外部世界的风起云涌和觊觎目光的阴谋算计，在这其中，人性的贪婪狡诈得以展现。
邓宏三和那对车夫父子的巧取豪夺就不用说了。外甥马宗圣数次三番不辞千里，从台湾来到此地，最后干脆在此办厂经商。余剩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张声势，他的唯一目就是守着舅舅和余家传说中的珍宝。大儿子汪山长得跟他妈一样奇丑无比，但读书却出息，一路通过考试落户美国，后又被北京一家科研所高薪聘回。汪山之前几乎从不和这个家联系，自从得知了余家老宅的秘密后，也频繁回家，他要索回属于他的那一份！小儿子汪水曾在家备受宠爱，得知惊天秘密后，联合他妈对余剩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烈攻击。一家之内，骨肉血亲，在想象的让人垂涎的财富面前凉薄如此。
小说不仅探讨人生和人性，也在隐隐回望中华民族那段苦难屈辱的历史。当我们读到邓宏三一伙在余家大厝打包装车拉走满屋珍玩时，是否会想起了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想起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的大肆劫掠，想起斯坦因的马车队在莫高窟藏经洞前的狂喜和得意，用一点少得可怜的铜板，从道士王圆箓手中运走一车又一车无价之宝，余剩就像那个可怜可悲的道士……驼铃声声，黄沙漫卷，唯有天边如血的残阳，在舔舐着这个民族滴血的伤口。
“镜子”一语双关，它既是一个价值惊人的珍宝，也是一面折射世态人心的魔镜，兴衰更迭、人生无常、人心的渊蔽被一一照见，掩卷之际，文字的力量和作家的哲思仍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隔了十五年，张岱仍牵念着崇祯五年十二月的那场雪。他曾有过的鲜衣怒马、烈火烹油，都散在这漫天的雪里。湖心亭一点、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极轻的字眼，却称量那极重的消亡，然而我知道，有些雪是不会化的，等着前朝的遗民与今朝的过客。
但南国是没有雪的，雨倒是寻常。南宋蒋捷的《虞美人》，那三幅听雨的画，竟像是三枚生锈的钉子，硬生生将人的一生钉在时光的板上。那雨嘈嘈切切，滴不完似的，从少年的罗帐外，滴到老年的僧庐下，声声都在数着时辰，提醒你身在哪一截路途上。一个是将纷繁往事，用雪的殓布一盖了之；一个却偏将那点点滴滴的冷，直灌进你的领口里，从头到脚清醒地打个寒噤。
雪与雨本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巨响，反倒正是这些琐屑的、无可逃避的寒凉，日夜侵蚀着人罢。张岱在雪夜里，尚能与陌生人同饮，做出一点微温的姿态；蒋捷在僧庐下，却连这点姿态也不要了，一任阶前雨点滴到天明。我倒觉得仿佛连那“听”字，也都是多余。
从前朝的雪、隔世的雨里抬起头来，才觉出自己原也在旅途中。我深夜投宿同学的家中。与他未见两年余了，是极热肠的一个人，我刚在玄关脱下鞋子，他就甩我一瓶啤酒。那绿莹莹的玻璃瓶，蒙着冷湿的水汽，碰在一起，发出清冽的脆响。借着酒劲，他便絮絮地叨缕生活琐碎，后来醉意微醺，话题便往命理与虚妄上面靠。他的亲人前几年去了，其间种种难以索解的因果，使他深信天地间自有一套幽微的法则。我们终其一生，大抵都在借由这些虚实交织的叙述，仿佛与那不可见的世界低声商议，为自己无从勘破的际遇，寻一个依稀的凭据。至于这世界有没有肉眼看不见的“他者”，是我所不能知道的。而最陌生的“他者”，有时竟是我们同类。那个与我挤在同一节高铁车厢的陌生人，他胸腔里跳动的心脏，可能正负载着我无法想象的悲欢。我不再理解，只急于归类。以致人与人的牵系，也脆薄如陈年的糊窗纸。或许人们才更要在那些还肯辟出一角、容留几分真切痛楚的故事里，寻个安顿罢。
因这个念头，我买了一张高铁票，专程来到叶老师所在的H城。算起来，与她整整阔别已近三十年。我在下榻同学家之前，先与叶老师见面。我推着行李，在站台的拐角处便一眼看见了她。她端详着我，笑道：“模样变化不大，这眼神也和当年那个在课堂上总走神的孩子一样。”
叶老师深爱文学，当年非中文系不读。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这所学校，执教刚升入初中的我。其时她留着齐肩的短发，青涩的脸，夹着一丝严岸，初时不易察觉，但当我上课开小差她的眼神扫过来，就很明显了。我面上骤然有些热，心底晓得：这年轻老师眼里，是容不得沙砾的。有一回她叫我站起来翻译曹操的《观沧海》，我把“秋风萧瑟”的“萧瑟”错译成“萧条”。先前她分明说过，曹孟德北征奏凯，那风该是带着金石气的，译成“呼啸”更为妥当。她并不斥责，只将那责备凝在眼角眉梢，像暮色里渐渐聚起的云翳。自此我上她的课，便少了许多旁骛。
周记原是敷衍的——少年人总觉得求学的日子寡淡，不值得落在纸上。直到某日发还本子，竟见她的批注密密麻麻挤在页边，较我那篇敷衍文字反长出数倍。字迹娟秀，话却沉甸甸，大抵说读书须如掘井，观察要似探蚁。年深月久，原话早已模糊，唯独那一片墨痕，倒像是渗进了纸骨。
后来我离了那座小城，见过各色锐利或圆滑的眼神。奇怪的是，叶先生那含着责备的一瞥，反倒常在深夜的案头浮现。多年之后醒悟，曹孟德观海见日月星汉，我观窗台积雨见虹影，那便是文章的悟道了。
而今重读《朝花夕拾》，目光总不免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上多停留些时刻——这大约是它被选进初一课本里的缘故。少年时读，其实是混混沌沌的，无非是一些陈年往事。现在校正认知时差，原来那是个未被戒尺量过的所在，泥墙根里藏着野生的欢喜。百草园的一草一木皆表明这是一个孩子通过身体实践与自然建立的、充满生命真实感的乐园。在此，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强行灌输的教条，而是源于观察、触摸与试错的直接经验。长妈妈讲述的“美女蛇”传说，更为这片乐园增添了神秘的民间叙事维度，使其超越了物理空间，成为一个交织着自然魔力与民间想象的精神原乡。
而三味书屋，是一处被儒家教育体系严密编码的空间。书房中那块“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意象，正是旧式教育对学子的核心期许：“鹿”者“禄”也，“伏”者“服”也，通过驯服于古树（传统）之下，以换取世俗的功名利禄。三味书屋的生活，是时间被课程表切割、身体被规矩束缚、思维被经典禁锢的象征，它与百草园那种基于感官与好奇的探索，构成了生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存在形态。
因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叙事，是一个关于“失去”与“回望”的复杂过程。“朝花夕拾”，并非一味沉溺，而是精神溯源，旨在重新打捞那种未被异化的、鲜活的生命感知力与追问“怪哉”的勇气。而叶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的同时，尽可能地使我们重新连接人与世界的本真联系。例如有一次，叶老师带领我们到学校附近的茶山公园安排了一堂文字写生课。那应该是在小清明前后，整座公园都混着新焙的草叶腥与泥土的潮。我们这群少年却是不懂的。只觉得满山的绿逼人眼，便三五一伙散开了。有人揪下嫩尖嚼着，有人追逐粉白的蝶，笑声脆生生地炸开，惊起午寐的雀子。许多年后，当我在灰扑扑的城里读到《论语》的一句“风乎舞雩，咏而归”，才恍惚了然：叶老师那日领着我们，原是要在机械的课文外，种一株活的语文。这语文须得用脚丈量过春泥，用鼻嗅过混着粪肥的土腥，方能在骨血里长出青郁郁的枝杈来。
可惜少年的心是浅塘，留不住云影。我们终究把那一日折成了纸鸢，线头匆匆一系，便掷与漫天的风去了。如今回想，那线怕是早断在光阴的齿缝间，只剩叶老师裙角，淡入韶春的烟霭里，像一阕被风揉散了的古老歌谣。
次日，叶老师驱车载我回学校看看。车窗外掠过的，早已不是我印象中的H城。我印象中的H城，是旧的，却存着温暾的人气。而现在的世相，却是崭新得教人发慌。高楼起，人潮涌，四乡八镇的人，都挤进这城郭里来。据叶老师说，那些在乡间尚算从容的人物，一到此地，便成了最奔波劳碌的一层。见识与精力，终归有限，于是连孩子的课业也顾不得了。
这是我所深知的。父母不怕背井离乡，不怕债台高筑，硬要将家族的希望如赌注般押在孩子的分数上。这是一种勇猛精进的“无畏”，固然可叹，然而内里，失去了对命运、对未知、对自然生长之道的的“敬畏”，才变得如此焦灼而孤注一掷。人们无所“畏”起来，便只能“畏”落后，“畏”平庸，“畏”邻居家的孩子比自己的强，这“畏”便成了焦虑的根源，催生出种种盲目的、甚至残酷的竞逐。他们拼尽了气力，像春日的蚕，将心里的丝一缕缕吐尽，都为了结一个叫做“子女成材”的茧。
当年我念中学的这所学校，一砖一瓦俱已修葺，竟教我全然认不出了。叶老师领我进办公室，问我能否辨出她的桌案。我环视一遭，见其中一张桌上，文具纸张都收束得极齐整，上头还搁着一只雕花的木匣子，幽幽地透着古气。我便指了这一处。叶老师有些讶异，问我缘故。我只道：“这里的气场，与别处不同。”她说，师生果然有默契。她的生活平实，没有太大起落。三十年光阴，便如一盏清茶，初沏时或有几分微涩的烟气，往后便只是静静地澄着，茶色渐深，滋味渐醇，终至与寻常的日子化在一处了。她只是守着那一方讲台，如同农人守着一块熟稔的田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周而复始。这平淡，初看是柔软的，待细细掂量，却觉出一种沉甸甸的千钧之力。
因此这三十年，单看是寂寞的；可放进这喧嚷的年月里，便陡然成了一面古旧的铜镜，冷冰冰地映着时代的癫狂面孔。那些今天追捧、明天便忘的名声，那些只争朝夕、不问意义的奔逐，在这面镜子前，都显出内里的苍白与轻浮来。
毕业后，困于生计之窘，兼以世事纷扰、音书难寄，我们渐渐断了往还。上月适逢学校卅五周年庆，辗转得复联系。我向叶老师求取一册她旧日所用的初二课本，聊作雪泥鸿爪之藏。她并非世人仰望的炬火，亦非灼灼的骄阳，倒似幽夜中一点自照的萤光——当众生熙攘奔逐于华灯酒绿之际，她只守着心底那点微明的、不必为外人道的清醒。
这大约也是鲁迅写《朝花夕拾》时的心境罢。并非要建造什么，只是抗拒着被完全地遗忘与同化。清晨带露折下的花，颜色是鲜妍的，香气是扑鼻的，那是正在经历的“此刻”。而偏要等到日头西斜，再将它从尘土里捡拾起来，花瓣或许已蔫了，颜色也黯淡了，可那香气却沉淀下来，成了一种更复杂、更悠长的、只可意会的味道。这味道里，有对过往的眷恋，有对流逝的怅惘，更有着从时间深处蒸馏出来的一点冷冽的坚守。
我先前把最近做的几本书寄给了叶老师。世间佳本浩如烟海，我的那些自然算不上什么大作。然一页一行，不敢不悉心以待。我认为做书如做人，总需存一份“尽心”的诚恳——对文字尽心，对学问尽心，亦是对读到它的有缘人尽心。那些不是作业，却是她当年批改的无数作文中，最迟交卷的一篇。三十年光阴漫长，足以改变山河街巷；可转身望去，却仿佛只隔了一个课间的时光。
2025-12-25
赵武灵王落得被围困于沙丘行宫并与齐桓公一样饿死的结局，并非是因为废长立幼废赵章而立赵何。赵国处在匈奴南下与秦国东进的四战之地，使得其国家治理结构中武将集团处于高于文官的地位，而赵武灵王赵雍又处在中原各国多年征战逐相吞没的历史节点，这使得他作为赵国君主的同时又兼任四方征战的军事统帅。如果赵雍放弃后者的身份，那么便会像曹魏的后期君主一样，放任军事统帅司马氏蚕食君主权力，直至加九锡禅代，即便第一代军事统帅能够做到对赵雍忠诚，结局也必然如此，这显然不是赵雍这等雄主能够接受的。而赵雍自己兼任常年在外的统帅，必然会影响其治理国政的职能。对此，无论是朱棣还是玄烨，都采用了太子监国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而太子监国的前提是太子可控，在明清这种君权结构基本稳定的格局下尚且发生了太子胤礽疑似谋反的事件，放在权力过渡极度缺乏稳定性赵武灵王时期，不确定性便更大了。赵雍采用了将王位禅让给儿子赵何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主父太上王，便于在外征战。然而这却使得文官集团迅速倒向新王。这其中的矛盾，无论新王是长子赵章还是次子赵何，都是根本无法调和的。赵雍偏偏正值盛年，无法接受这种落差，于是便扶持以赵章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来对抗新君赵何。让两个儿子之间对抗制衡，这本也不是新鲜事，杨坚和李渊都是这等玩法。然而杨坚和李渊身为君主和父亲，前者无法阻止自己一死新君便要杀掉前太子，后者更是在生前便发生玄武门之变。况且此时的赵雍已然不是赵国君主，新君的选择自由度比杨广、李世民大得多。因此赵章便必然要被葬送在沙丘。据《王氏春秋》记载，赵何在要杀掉赵章时，赵武灵王与赵何有一番对话。赵武灵王问到：“一个实数系数的一元偶数次方程，是否能够存在奇数个实数解？”赵何回答道：“那不可能，实数系数的一元偶数次方程如果存在非实数解，那么一定是共轭关系，必然为偶数。偶数减掉偶数，那么剩下的实数解要么是零个，要么一定是偶数个。”赵武灵王说到：“你能理解便好。你与你的兄长赵章便是共轭关系。彼此看似对立，实则共生。如果你要杀掉兄长，则必定要清洗武将集团，也便消除了你作为赵国君主的生存基础，败亡就在眼前。”赵何不屑地答道：“消灭了他，我便是胜利者，历史还不是任我书写。”赵武灵王说到：“错了！胜利者有什么资格书写历史？位置越高，掣肘越多，越是没有自由操纵文字。相反，那些冷眼旁观、你胜利时过来分羹、你失败时万脚踩踏、从不将国家的败亡归结于自己的缺陷、将一切责任都归因于你的那些懦夫，这群无耻的懦夫，他们才是历史的书写者。你杀掉赵章，将来一切后果，均由这群懦夫书写，你可千万不要行差踏错。”赵何显然没有听进去老父亲的教诲，在杀掉兄长之后，便不得不被裹挟着对相关一众武将进行清算。然而武将集团的败亡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在此清算过程中对士兵整体的地位、筛选机制以及士气的影响，因此长平之战的结局便在这轮清洗中注定了。赵何幸运在命不太长，因此恶果由其子孙概括承受。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