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江南守住父兄基业几十年，于其家族利益而言自是好事，然而这种割据破坏了国家统一，却对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割据便意味着内耗的持续，三个国家要将大量的资源继续投入战争，人口损耗自不必说，用于休养生息的资源也会缩减，这是外族内迁的天赐良机。
在格局已定的情况下，江统即便写出十本《徙戎论》也于事无补。从五胡乱华的时间节点来看，孙权的割据于民族的发展是有害的。然而晋室南迁时却是接收了吴国原有的地域和人民，如果魏武帝提早统一吴国，又是否会导致胡人南下的障碍被提前消除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说明江南的割据恰是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华夏衣冠的血脉。
然而陈庆之北伐失败后总结道，北伐之前以为五胡乱华后北方尽是夷狄禽兽，到了北方后才发现北方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衣冠人物，因此北伐不可能成功，全身而退已是万幸。这样看来，民族生存的关键还在于文明内在的同化能力，而不必依托长江天险来偏安自保。
于是，关于孙权割据的历史后果，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尽是矛盾的答案，这也是历史与哲学折磨人之处。最后只能这样总结，在历史大势下对自身及所在群体的利益的维护，便是符合国家利益与历史潮流。
孙权有一点很让我喜欢，《资治通鉴》中写道，孙权同刘备抱怨，周瑜天赋异禀决非常人，其带兵征蜀，应非久为人下。即便如此，孙权对周瑜的喜爱未曾稍减，仍分兵随周瑜征蜀，这等胸怀与感情，是绝对超出君臣与利益关系之外的。
《王博远：从孙权割据的历史看国家利益与历史潮流》有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