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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哀江南赋》中所说的“大盗移国”，是指南梁太清二年侯景之乱。庾信以及当时南朝诸公卿将侯景视为“公私涂炭”、“物极不反”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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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读《史记》时，很是疑惑司马迁为何没有在《刺客列传》中写入要离刺庆忌一事。此次行刺事件紧承专诸刺王僚，且赵晔能够获得的史料，司马迁没理由看不到。春秋事迹距汉久远，敏感性降低，并不存在司马迁死后被删减的问题。

若要理解这一矛盾，便要先思考清楚司马迁的写作目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说得清楚，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即这部历史巨著并非单纯资料汇编，而是要承载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使司马迁的思想流传后世。因此个中褒贬，选材取舍，是要符合太史公的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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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被侯景所困大势已去时，说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这句话拆成两句来看的话，没有一句是对的。若说南朝政权的创立，从更宏大的历史观来看，至少要从孙策占据江东起算，与萧衍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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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历史上有两次非常奇特且在其它朝代不易见到的历史事件。其一是我们琅琊王氏的先人王敦攻下建康后，虽然对朝臣展开清洗，但是并没有自立为帝，而是延续了司马氏政权。其二是桓温在面临同样选择时，仍然没有迈出关键一步，在弥留之际仍惦念着加九锡，却因谢氏阻挠而不得。

按说曹魏政权不过数十年，司马氏政权也没有必然的绵延万年的合法性，可是这两位人中龙凤在优势占尽时仍然没有取而代之。个人性格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素，有智慧的人的重大抉择均是随时势而定，即便大英雄刘琨这等对晋室忠心耿耿的人物，如果在北方站稳脚跟，也未尝不是下一位曹孟德。

二人没有做之后刘裕做出的事情，原因在于此时东晋同曹魏不同，五胡之乱山河破碎，南迁的氏族们在民族生存危机之下尽力避免内耗，因此延续司马氏政权以建立平衡是门阀氏族的共识，之后王敦反悔二次渡江而下时阻力陡增，便是证明。

至于刘裕做到了王敦桓温没有做成的事情，是因为桓玄已经将司马氏政权的根基彻底摧毁，且刘裕短暂收复长安取得了政权合法性，彼时的情境已然不同。然而南朝的政权更迭并没有将玄学之风彻底扭转，而北魏在尔朱荣之后确将劣势转为优势，因此南朝在侯景之乱后再无反抗之力。

汉武帝在北伐匈奴时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音“泰”）之。”汉武帝时今古文之争尚未达到对立程度，因此《左传》没有取得统治地位，这句话中所说的《春秋》乃是《春秋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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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失守潼关，是安史之乱的转折点，也是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潼关失守使首都长安门户大开，李隆基被迫迁蜀。且李隆基没有像”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样，因困顿而留下传世名作，反而在士兵哗变中不得不处决了曾与安禄山共享的杨玉环，为白居易的传世名篇创造了素材。 继续阅读“王博远：潼关失守症结之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