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远:郝懿行《尔雅义疏》与邵晋涵《尔雅正义》

历史学家黄云眉认为既然邵晋涵已经著有《尔雅正义》,那么郝懿行便不应再耗资源另著《尔雅义疏》,只需要以补正的形式列出邵书的不足即可。诚然,一部传世著作的产生,并非以作者一人之力,而是要在当时社会学术氛围的背景下,利用已有文献,吸纳社会学术资源,并会一定程度阻碍后世出现更为完善的著作,创造价值的同时毁灭价值,引领文明的同时将文明带入瓶颈。

然而黄氏的观点又不尽然成立。如果郝懿行不应另著他书,那么对邵晋涵也应采取同样的标准,即在已有宋人邢昺《尔雅注疏》的背景下,邵晋涵理应只作补正纠错即可,不须再次作疏。

然而一个文明的传承,除了最为重要的人的传承之外,其次便是典籍的传承。典籍之间又必定要存在竞争关系,从而与自然界万物发展的规则相一致。我们中华文明的文献传承至今,已经是万不存一,绝大多数片纸无存。痛心之余也应理解,当传世的著作积累并吸纳社会精英进而使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极致,便孕育了森林大火产生的自然条件,如郑樵所说“汉儒穷经而经亡”。

自然界在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中重创该文明,同时无数典籍化为灰烬。虽然残酷,然而自然法则正是这样运行的。因此,千年之后,《尔雅义疏》与《尔雅正义》谁能传承下去,我们今人无从知晓。

当然以今日中国人对待自己文明的态度来看,两部著作均会化为尘土归于造化。于是,《尔雅正义》的出现虽显重复累赘,却在雅学研究上引入竞争的同时增加了此类著作传世的几率,在森林大火之后为后世留下雅学的只言片语,并非毫无意义的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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