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远:《报任安书》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暗含因果关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句话暗含的因果关系是,因为吕相有此困厄经历,于是退而发奋著述,陈舒己志,最终写成《吕氏春秋》,得以流传。

但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这层因果关系是显然不成立的。《吕氏春秋》属于汇编作品,而非吕不韦一人独撰。该作品动用了吕不韦大量的门客资源及金钱资源,而只有其在秦国相位时才掌握这些资源。相反的是,随着其黯然迁蜀,门客凋零,最后饮鸩自尽,其所掌握的资源是萎缩的。如果其自始至终被幽困在蜀地,则不可能“世传《吕览》”。

然而从更广义的角度,也是司马迁文意中并没有覆盖的角度来看,该因果关系仍是说得通的。如果吕不韦在被罢相之后没有就范迁往蜀地,而是选择和商鞅一样做困兽之斗放手一搏,则不仅他和他的门客们会被肉体消灭,其毕生的精神财富也可能随着动乱伴生的一轮焚书运动而灰飞烟灭,世间再无《吕览》。

在雕版技术问世之前,书籍的流传全靠传钞,因此毁掉一部书并非难事,吕不韦以其政治上的妥协甚至生命上的自我了断换取了著作的流传。那么,物理生命与思想生命哪个更为重要?

我想,很多人,包括我,会认为后者才是一个人于有限的生命里在宇宙中留下的痕迹。另一个问题是,像吕不韦这种头号政敌的书都可以流传下来,那么嬴政究竟有没有焚书,焚了什么书?与该问题相比,我认为更需要思考的哲学问题是:当一个学说或是一门学问吸纳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精英时,一定程度的打压,是否正是其再生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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