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远:从孙权割据的历史看国家利益与历史潮流

孙权在江南守住父兄基业几十年,于其家族利益而言自是好事,然而这种割据破坏了国家统一,却对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割据便意味着内耗的持续,三个国家要将大量的资源继续投入战争,人口损耗自不必说,用于休养生息的资源也会缩减,这是外族内迁的天赐良机。

在格局已定的情况下,江统即便写出十本《徙戎论》也于事无补。从五胡乱华的时间节点来看,孙权的割据于民族的发展是有害的。然而晋室南迁时却是接收了吴国原有的地域和人民,如果魏武帝提早统一吴国,又是否会导致胡人南下的障碍被提前消除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说明江南的割据恰是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华夏衣冠的血脉。

然而陈庆之北伐失败后总结道,北伐之前以为五胡乱华后北方尽是夷狄禽兽,到了北方后才发现北方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衣冠人物,因此北伐不可能成功,全身而退已是万幸。这样看来,民族生存的关键还在于文明内在的同化能力,而不必依托长江天险来偏安自保。

于是,关于孙权割据的历史后果,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尽是矛盾的答案,这也是历史与哲学折磨人之处。最后只能这样总结,在历史大势下对自身及所在群体的利益的维护,便是符合国家利益与历史潮流。

孙权有一点很让我喜欢,《资治通鉴》中写道,孙权同刘备抱怨,周瑜天赋异禀决非常人,其带兵征蜀,应非久为人下。即便如此,孙权对周瑜的喜爱未曾稍减,仍分兵随周瑜征蜀,这等胸怀与感情,是绝对超出君臣与利益关系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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