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远:学术氛围塑造了民族性格并决定了政治走向

汉武帝在北伐匈奴时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音“泰”)之。”汉武帝时今古文之争尚未达到对立程度,因此《左传》没有取得统治地位,这句话中所说的《春秋》乃是《春秋公羊传》。

齐襄公便是《东周列国志》中那位与亲妹通奸的昏庸帝王,这显然与史实不符。一位为齐国开疆拓土、为齐桓公打下霸业基础的帝王,在明末被丑化得如此不堪,这背后折射出民族性格的转变。汉武帝所说的九世之仇,应是从刘邦白登之围起算,“九”为虚指。刘彻并不比刘邦更为好战,而后者经历白登之围后也非不想回敬。

汉代在经历七国之乱之前,并不是一个事实上的郡县制国家。郡县制框架在秦始皇时期便已搭建,随后坍塌,汉初又回到了分封状态。在分封制下,刘邦想尽举国之力决战匈奴,是绝无可能的。只能等待分封制所产生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七国之乱血流漂杵,才能付出巨大代价以彻底改变贾谊所谓长太息的分裂状态。这便是刘彻复九世之仇可用的资本,匈奴之战也便成为西汉由盛转衰否泰相既的导火索。

一个文明若想在竞争中延续下去,那么在解决一个矛盾时便一定有新的矛盾产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另外,《春秋公羊传》是一部奇书,只不过其光芒被后来居上的《左传》所掩盖。康有为非常推崇《公羊传》,我本认为这是因为康有为这位腐儒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研读后我认为康先生是有道理的。《公羊传》的精神与《论语》一脉相承,以直报怨,神似《汉谟拉比法典》。

在今古文之争中,《公羊传》统治地位被取代,至唐代以后官方注疏本为《左传》。这也正印证了张之洞所说的“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氛围塑造了民族性格并决定了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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